“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是《红楼梦》中四大家族的财富盛况，但“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最终这一切繁华化为虚无，让人不禁叹道：“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是《红楼梦》中四大家族的财富盛况，但“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最终这一切繁华化为虚无，让人不禁叹道：“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我们知道红楼梦中四大家族作为封建时代的产物，有其衰落的必然因素。但从财富传承的角度看，实际上秦可卿早在红楼梦第十三回已经开出了“药方”——尽早设立“家族信托”。但这一计划但并未引起重视，最终落空，仅存在王熙凤的梦中回忆。
在秦可卿的安排中，贾府要多在祖坟附近购置田舍，并设家塾，将来即便是家族败落了，子孙也可以回家读书务农，祖先的祭祀也可以永继。因为按照当时清朝的法条，即便是入罪，官府不得没收祖坟、祠堂及其周边附属的田地、房舍。
古往今来，关于贾府的败落原因有各类视角的解读。为了聚焦讨论，本文仅从秦氏未竟的“家族信托计划”对现代家族企业的启示这一角度展开分析。为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正常采访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执行）、社会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郑宏泰、盈科全国信托与财富传承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李魏律师、隆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宋杰律师。
抛开秦可卿的“家族信托”规划内容，我们先来看秦可卿临终向王熙凤托梦中的原话中关于“未雨绸缪”的意识。
秦氏道：“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有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
她还说：“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
从“乐极生悲”“不思后日，终非长策”“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等词句能够准确的看出秦可卿十分具有忧患意识。如果秦氏是现代人，那么她几乎完全具有了现代家族企业中前瞻性的财富传承思维。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不仅只是具有忧患意识，还为防止家族的衰败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
“忧患意识是风险管理，预计未来有不测，及早安排应对。”郑宏泰认为，无论个人、家族、企业、国家，忧患意识均十分重要。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例如普通人平时也会积谷防饥、储蓄部分收入，或是未雨绸缪，均是忧患意识的基本表现。对于不少企业而言，业务多元化、国际化等，不集中于一种生意或一个地方或者市场，亦是忧患意识的反映。甚至不少家族会有多生孩子的行为，子女长大后安排修读不同科目，子女在家族企业内安排在不同部门，以及分家分产等，都是忧患意识所驱使。
那么，秦可卿的“家族信托”计划，对现代家族企业管理有何启示？郑宏泰称，红楼梦的悲剧提醒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及早绸缪，以免后悔莫及，古今皆然。
李魏律师亦认为，秦可卿落空的“家族信托”计划对现代企业管理是有重大启示意义的。他表示，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人类的共同智慧，更是家族传承、家族企业治理必不可少的思维。政策法律、社会环境、市场发展、人员成长都可能会发生变化，而通过家族信托、家族等法律工具的事先规划与安排，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未来不确定性对家族与企业的不利影响。纵观全球优秀家族与企业，这种成功案例比比皆是，但更多的家族与企业缺乏这方面的认知，不时出现亲人争产、家道中落、人财两空的悲剧。
我们再来看秦可卿“家族信托”的规划内容。秦氏道：“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
李魏律师认为，从形式与目的来看，秦氏所言完全算得上家族信托的雏形，例如秦可卿的所说的办法具备了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三位一体信托架构形式。宋杰律师认为，秦可卿的家产解决的方法是一个合理规划利用明清时期“祭田免于官府没收”的法律，以此来实现风险隔离的巧妙的信托计划，让家族子孙在家族败落时仍然享有继续务农读书的保障。
“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是说按照清朝法律，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的产权是永久的吗？
郑宏泰认为，范仲淹的义庄设立后，义庄制度逐步受到一些官商世家大族欢迎，历朝逐渐形成维护义田与祭祀产业的传统，因朝廷认为这样可巩固宗法制度，有助社会稳定，所以给予一定保护，例如义田可免收田赋，除非特殊情况，祖茔附近田庄房舍亦会尊重，不会被没收。从真实的情况来看，古代社会祖茔一般都在郊野地区，多非肥沃良田所在地，官府实在亦未必有需要征收那些地方的土地。
秦可卿还提到了“将家塾设于此处”，这反映了秦可卿对子孙后代的重视，可见其远见卓识。
郑宏泰认为，秦所指的“将家塾设于此处”或并非指家塾设在祖茔附近，而应理解为基于那些财产（田产）的来源收入之上，即用那些财产收入的一部分于子孙后人。在中国文化中，教育是重要投资，考取功名尤其能光宗耀祖。这种方法属进取型的，即透过教育能有机会让子孙后代再发扬光大，一种原因是保持基本的生者存、亡者祀，另一方面是谋求发展，这可说是信托的一些特点。
“在家族传承与家族治理安排中，家族教育往往也是作为重要的板块列入其中。”李魏律师表示，教育是家族兴旺必不可少的重要举措，通过家塾对家族子弟提供教育便利，培养出更多人才，就算家族发展出现波折，未来也会有再次兴旺的机会。
在《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一章中，冷子兴亦看破了贾府的后继无人，他叹道：“今日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福享尊荣者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的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随后，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道称，宁国公与荣国公是同母兄弟，宁国公死后，贾代化承袭了官，贾代化长子夭折，次子贾敬也承袭了官，因沉迷修道，将官位给贾珍。贾珍的儿子贾蓉如今十六岁，只知寻欢作乐。荣国府中，荣国公死后，长子贾代善承袭了官，娶了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其长子贾赦承袭了官，次子贾政也被皇帝赐了官，贾政的儿子贾宝玉不学无术。
也就是说，贾府四代人中，除了宁国公和荣国公是靠自己的奋斗的，其余几代都是靠世袭来获得官位，并且由于清朝除了“铁帽子王”以外，一般实行“世袭爵位递降”制度，即世袭的官位每次都会降一级，到了贾宝玉这一代，再无官位可以世袭，只能靠科举制度来维护家族荣耀，但贾宝玉这一代基本都沉溺在富贵温柔乡中，无心科举。
反观范仲淹的义庄，其对子孙后代的教育予以资助，鼓励设义学，鼓励族人读书考取科举，900多年以来产生了80名状元和400名进士，并且范氏后人都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对义庄进行“反哺”，即通过捐赠、资助、修缮来让范氏义庄不断壮大。而贾府的后代碌碌无能，甚至作奸犯科，即便有了信托制度的安排，也难免最终落空。
实际上，由于秦氏是托梦，其“家族信托”计划只是一个初步想法，如果真的落地还要一直完善。尤其是与范仲淹的义庄制度相比，还有很多待完善的地方，比如缺乏用人制度的考核、缺乏监察监督机制，更重要的是须争取到政府和社会层面的监察制度支持。
我们继续来逐句分析秦可卿的原话。秦可卿提到“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难道按房掌管就能够无争竞，无典卖吗？
李魏律师表示，这是一个合理的家族内部与共同资产管理安排，假如秦可卿的家塾学田的准家族信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的话，对于怎么样才能做好家族共同财产的管理安排，也是一个重大挑战。按照现代成熟的做法，在设立家族信托后，资金等金融实物资产一般是通过金融投顾或家族办公室来管理，家族企业通过接班人或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其他资产也会通过家族成员在内的专门机构来管理，并在此基础上设立家族等家族治理制度可以协调与约束。秦可卿知道家塾义田属于家族共同资产，如专门由某一房管理弊端较多，所以才提出按房掌管一年的轮值规则。
郑宏泰却表示，这可能是秦可卿设想的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面临着内外部的挑战。内部问题主要是信托人是否有能力及意志长期执行，一两代或可以，之后世代又如何？外部问题是有否恰当监察（制度），当缺乏恰当监督时，执行者又易产生问题。具体来看，负责执行的各房有否能力和意志？若有个别一房能力不够，又要由他打理，其他房不会有意见吗？打理的人会否另有私心？若有个别年份收成不好 （如受天灾等影响），会问责或责骂管理人吗？怎样监督？这些实际运作中遇到的问题，必然会影响信托的长远发展。他强调，哪怕有一套较好的制度，亦不能迷信制度，更要关注到人。
郑宏泰提到的“人”更重要，在《红楼梦》中亦有迹可循，探春道：“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
李魏律师称，与范仲淹家族的义庄相比，秦氏“家族信托”缺乏共识。范仲淹家族上下齐心，达成建立义庄共识。而红楼梦中的秦可卿只是一厢情愿，所以也只是想想罢了。如果家族掌门人认识不到财富保护与传承规划的重要性，就算家族其他成员有些认知，也难以实现。
郑宏泰表示， 秦氏只是报梦，因此制度安排并不太详细，而范仲淹是深思细虑后订定规条，尤其思考了执行人的才与德，以及如何争取朝廷保护等。一套制度只是工具，谁能用得好，还得靠人，甚至争取政府及社会的保护与监察，这亦是信托能否更好地发挥的关键，值得有意订立信托的家族细心思考。
事实上，范仲淹义庄制度能够延续900多年，最重要的原因是引入法律监察制度，为其信托计划注入了生命力。范氏义庄在运作前期存在滥用义田与派发无章等现象，但义庄中的规章并非法律条文，不具强制性，难以惩戒，因此范仲淹后人争取到了朝廷的公法支持，才让义庄制度得以延续。（详见21世纪经济报道《回看范仲淹的“家族信托”：历经900余年不衰的秘密》）
李魏律师亦表示，秦可卿的“家族信托”与现代意义上的家族信托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为家族信托属于一种法律制度，需要公权的保障才得以持续运行，红楼梦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并无家族信托法律制度保障，所以只能算作家族信托的雏形。假设当时已经有了家族信托法律制度，秦可卿的想法得以实现，也不能够确保那些贵州家庭避免衰落，因为通过家族信托保住财富固然重要，但还要考虑到人的管理，即家族治理制度，以及法时的社会变动。按照现代成熟做法，家族信托是家族传承的基础，必不可少，但在此之外，还要通过家族、家族办公室等方式做好家族治理安排，通过分散资产配置应对社会变故，方能最大限度实现对未来的确定性把控。
综合来看，秦氏“家族信托”制度仅靠信托人的自律是难以延续的，必须要引入公法的监督惩戒机制，才能防止有私心之人随意破坏信托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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