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许多名人，包含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国共两党要人蒋介石、宋美龄、林森、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等，都曾到北碚和温泉公园旅游或寓居。到过此地的闻名学者和文明人，更是不胜枚举，简直包括了当时我国学术界、文明界一切代表人物。田汉先生1940年夏到北碚讲演，与赵清阁等友人同游温泉公园缙云山寺，似觉“唐代画家嘉陵三百里画卷重展眼皮”，即赋《登缙云山赠赵清阁》诗。梁实秋先生将他在北碚的家称为“雅舍”，在此寓居的七年中，宣布了一百多篇“雅舍小品”专栏文章。冰心曾撰文介绍：“‘雅舍’是吴景超配偶和梁实秋合资买的一栋小房子。这栋粗陋的土屋盖在重庆北碚的半山腰，上去要走七八十层土阶。景超以为没有门牌，邮寄不方便。实秋主张在山下立一块小木牌，用景超夫人业雅的姓名，名曰‘雅舍’。”物质条件尽管粗陋清贫，但文友们在北碚共处却调和调和、赋有情味。方令孺女士曾笑称，梁实秋住的是“雅舍”，她住的是“俗舍”，“二舍遥遥相望。雅舍门前有梨花数株，开时行人称羡。冰心女士比实秋为鸡冠花，余则拟其为梨花，以其恬淡风流有类孟东野。唯梨花命薄，而实秋实福人也。”冰心配偶尽管不住在北碚，但也常常“搭上朋友的便车”，去北碚与老友相聚，“虽在离乱之中，还能苦中作乐”。卢作孚也常常使用周日的空闲，去北碚或温泉与学术文明界的朋友吃饭、谈天，帮忙他们处理一些日子上的困难，并一起讨论我们感兴趣的论题。
“苦中作乐”的学者、文人们，在北碚收成了眼花缭乱的丰硕成果，蔚成了我国现代文明史上一道一起的景象。梁漱溟在这里撰写了《我国文明要义》；翦伯赞在这里写成了《我国史纲》第一二卷和《我国史论集》两辑；杨宪益在这里将《资治通鉴》和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翻译成英文；老舍在这里创造了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话剧《张自忠》并与别人合写了话剧《桃李春风》《王山君》；路翎在这里写下了《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在铁炼中》《蜗牛在荆棘上》；萧红在这里创造有《原野的呼叫》《模糊的等待》及《回想鲁迅先生》并开端写《呼兰河传》；夏衍在北温泉创造了四幕话剧《水乡吟》；赵清阁在北碚著有话剧《女杰》《生死恋》《潇湘淑女》《此恨绵绵》；洪深在这里创造的四幕话剧《包得行》，被誉为“抗战以来可喜的丰盈”；胡风在这里持续编辑出版《七月》半月刊，并形成了“七月”诗派；顾颉刚在北碚掌管通俗读物编刊社，编辑出版了157种宣扬抗战的通俗读物；曹禺在北碚掌管演出了《清宫外史》《春寒》《日出》《家》《蜕变》；张瑞芳、金山、白杨、秦怡、陶金、项堃、王莹、戴爱莲等很多明星，都在北碚青山绿水的大舞台上留下了他们熠熠亮光的形象。张瑞芳在话剧《屈原》中扮演婵娟，郭沫若赠诗云：“风雷叱罢月华生，人是婵娟倍有情。回忆嘉陵江边路，湘累一曲伴潮声。”《屈原》在重庆演出时遭到阻扰，卢子英特别打电话约请中华剧艺社到北碚公演《屈原》和《天国春秋》，成果好评如潮。据新华日报载：“《屈原》在此连演五日，每日售票约七千元之谱……场场客满，卖票时比肩接踵，拥堵之状一如重庆‘国泰’门前。”
还有很多的教授、学者，在北碚这片沃土上，忘我地教书育人。仅复旦大学就云集了陈望道、周谷城、顾颉刚、马寅初、潘序伦、张志让、童弟周、吕振羽、邓广铭、吴觉农、卢于道、梁宗岱、卫挺生、竺可桢、孙伏园、熊东明、陈亚三、吴宓、杨家骆、邓少琴、靳以等多个学科的权威，其师资力气蔚为壮观。1939年春，在北碚公共体育场举行了一次独具匠心的公宴，主题是为自愿上前哨个机关团体参与，连同新兵和家族在内共开了150席。会场上挂满了各单位赠送的锦旗，上面题有：“国民榜样”、“蜀民前驱”、“忠勇可风”、“精忠报国”、“消灭敌寇，还我河山”……气氛非常火热。在场的陶行知先生即兴致词：“一杯酒，各位自愿军着手；二杯酒，日本鬼子出丑；三杯酒，中华民族海枯石烂！”本来这个活动正是陶行知先生出的主见。他主张把强制性征兵、“抓壮丁”改为发动民众自愿从军，在北碚施行取得了杰出作用。卢作孚与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村庄建造倡导者和布衣教育家早已结下了深沉友情；抗战中，更美意约请他们到北碚日子、办学，并一起携手将北碚教育试验的规模，扩大到以北碚为中心含五个城镇在内的区域，使民众的启蒙教育得以“奇迹般地生计下来”，不致被抗战的炮火打断。194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代表到北碚调查，并于1948年2月将北碚定为“基本教育试验区”。
“东方诺亚之舟”救援了民族的智者，民族的智者连续了东方的文明和国际的文明。或许这正是天主教训诺亚制作方舟的原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