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霍宏伟 演讲地点：深圳博物馆线上讲座 演讲时间：二〇二二年十二月
霍宏伟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镜鉴学。著有《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古钱极品》，合著《洛阳两汉彩画》《洛阳钱币发现与研究》《洛阳泉志》《中国钱币大辞典·考古资料编》《吉金萃影》等。主编《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等。
图④ 陕西西安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十二字铭文瓦当 摘自《汉长安城武库》，文物出版社，2005年
图⑤ 陕西宝鸡出土何尊 摘自王春法主编：《宅兹中国：宝鸡出土青铜器与金文精华》，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年
在中国铜镜史上，两汉堪称铸镜巅峰时期。其中，部分汉镜纹饰法天象地，别有意趣，且铭文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今天的讲座，我们主要围绕铸有“中国”铭文的三面汉代铜镜略做梳理。
三面汉镜的形制均为圆形、圆钮。就其纹饰题材内容而言，前两面铜镜为博局镜，武汉镜为神兽镜，纹饰题材不同。
第一面为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定为一级品。1952－195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湖南省长沙市北郊伍家岭发掘211号西汉后期墓。墓室南北长6.9米、东西宽5.2米，现存深度1.5米，推测原来深约6米。考古人员于墓室西北棺椁范围内清理出这面铜镜（图①）。此镜放置在一个直径约25厘米的漆镜奁之中，漆镜奁已朽毁。除了该镜之外，墓室内还出土了四乳四虺镜、铜华连弧镜各一面。
由于埋藏地下两千余年，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镜体裂为数块，后经今人修复。镜背纹饰构图内方外圆，“内方”是指双线方框，框内为四叶纹钮座。框外围双线弦纹圈、短斜线线圈及铭文带，从而形成“外圆”。弦纹圈内外的T、L、V形纹相互呼应，构成了博局纹的经典图式。其间，穿插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人面兽身纹、有翼兽等纹饰。直径18.6厘米、缘厚0.6厘米。镜背鎏金，因埋藏于地下年代久远，故颜色暗淡。2017年，在国博举办的“秦汉文明”展览上，展出了这面铜镜。
第二面为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收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以下简称“广西博物馆”，其藏品简称“广西镜”），定为二级品。1958年，出土于广西梧州市低山二号东汉墓。此镜钮座为四大叶夹四小叶纹，外围凹面方框。框外四面各伸出一T形纹，形成内区，其两侧各饰一禽兽纹。环绕一周铭文带，篆书体阳铭，共计二十八字。铭文带外侧，与T形纹相对的为L形纹，与钮座方框四隅相对的是V形纹。两种纹饰将外区划分为八个小的区域，纹饰左右两侧为四神与其他动物形象组合。外围双线锯齿加凸点纹、短直线纹各一周。镜背呈青绿色，通体鎏金，局部残存鎏金痕迹。保存状况欠佳，裂为大小不一的四块，后经修复完整。直径18.4厘米、厚0.5厘米、缘厚0.45厘米（图②）。
第三面是武汉博物馆藏“中国人民”五乳神兽画像镜（以下简称“武汉镜”），定为一级品。1972年，此镜于湖北省更生仓库拣选所得。该镜于1985年被武汉市文物商店收购，后入藏武汉博物馆。此镜为圆钮座,四只猛虎两两相峙，绕钮而置。以五枚圆座乳丁将主区划分为五个区域，分别铸以不同纹饰，如羽人戏龙，其长发飘飘；两只带翼瑞兽向前奔跑，后面一兽伸颈回顾；两只翼虎昂首张口，相向而来；独角翼兽与双角翼兽隔钮相对，扭颈回眸。外围一周篆书体阳铭带，共计二十一字，首字与末字之间，以三枚凸点纹相隔。环绕栉齿纹、锯齿纹、变形鸟兽纹各一周，窄素缘。直径18厘米、缘厚0.6厘米、钮径2.8厘米、钮高2.4厘米（图③）。
以上三面汉镜上均有“中国”篆书体阳铭。其中，前两面镜铭内含“中国大宁”铭文，第三面则有“中国人民”的字样。在镜铭内容、字数多寡、字体风格等方面有所差异。
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祥）。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裳）元吉，有纪刚（纲）。（国博镜铭）
视容正己镜为右，得气五行有刚（纲）纪，法似于天终复始，中国大宁宜孙子。（广西镜铭）
铭文中的“圣人”，不仅是指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而且也是古人对帝王的尊称。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云：“是以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
“光象日月，其质清刚”，意思是铜镜之光如同日月，质地清纯阳刚。来源于西汉昭明镜铭文，其完整文例为：“内（纳）清质以昭明，光煇（辉）象夫日月。心忽穆而愿忠，然壅塞而不泄。”大多昭明镜铭文减省字句，略有变化。1953年，河南洛阳郊区烧沟136A号西汉晚期墓出土的昭明连弧镜，其铭文即为“内清以昭明，光象夫日月，心忽不世（泄）”。
“中国大宁”一词，或演化于《周易·乾卦》中的“万国咸宁”。《周易·乾卦》：“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首出庶物，万国咸宁。”1975年至1980年，陕西西安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八件西汉晚期十二字篆书体阳文瓦当（图④），铭文为：“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此铭文表达出与“中国大宁”相似的平安祥和的美好愿望。
“黄常（裳）元吉”，源于《周易·坤卦》：“六五，黄裳元吉。”学者觉得，在古人的认知中“黄裳”象征地位尊贵而又具有柔和谦下的美德，大为吉祥（余敦康：《周易现代解读》，中华书局，2016年）。《左传·昭公十二年》则记载了“黄裳元吉”在历史上占卜、阐释的一例，认为“黄裳元吉”卦象虽吉，事实却未必如此：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国博镜中的“纪纲”与广西镜中的“纲纪”含义相同。“纪纲”本义为网罟的纲绳，引申义为纲领、法度。先秦《五子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先秦诗卷一·歌上》，中华书局，2013年。）东汉崔瑗《座右铭》：“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五六《铭》，中华书局，2005年]“纲纪”，是指法度、纲常。《汉书·礼乐志二》：至文帝时，贾谊以为：“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
国博镜与广西镜镜铭在内容上有一些相似之处，如“取气于五行”“以视玉容”“中国大宁”“子孙益昌”“有纪刚（纲）”等。
武汉镜上的“中国人民”铭文，曾经引起世人较大反响。1986年，在武汉市文物商店举办的“珍藏文物首届展览会”上，这面铜镜在展出时就引人注目。有观众惊奇地问：两千年前就有“中国人民”这个词吗？！也有人怀疑“民”这个字铸错了。不过后来经过专家反复研究，未曾发现疑点。
铭文中的“中国人民”一词看似现代词语，实际在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已然浮现：“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文中的“人民”，是指平民、百姓。
最早发现于西周青铜器何尊上的“中国”铭文，本义是指国都洛邑，后泛指中原地区。1963年，当时的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原公社贾村大队第二小队社员在崖上取土时发现一件西周早期青铜尊（图⑤）；大约在1975年，对其内底除锈时发现了一篇铭文，其中有“宅兹中或（国）”字样。马承源先生认为：这篇铭文中的“中国”，“是指天下四方的中心地区，也就是伊、洛之间的洛邑”。
到了汉代，“中国”一词的引申义已大大突破原有含义。例如，《汉书·武帝纪》：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六月，武帝诏曰：“朕闻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盖孔子对定公以徕远，哀公以论臣，景公以节用，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而《汉书·王莽传上》则记载：“莽念中国已平，唯四夷未有异，乃遣使者齎黄金币帛，重赂匈奴单于。”这两条文献资料中所说的“中国”，其意应该包括了当时汉代政府所管辖的地域范围。
本文所记三面铜镜上均有“中国”铭文，国博镜与广西镜为考古发掘品，出土地点明确，分别为湖南长沙、广西梧州。而武汉镜为传世品，出土时地不详。但是武汉镜属于神兽镜，东汉中晚期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由此推测三面铜镜或均为南方所铸，这也反映出两汉时期中原北方地区文化对南方的影响。
上述三面铜镜出自南方，另有一件带有“中国”字样的织锦护臂源于地处大西北的新疆。1995年，在新疆民丰县尼雅1号墓地8号墓发掘出一件织锦护臂，上面的篆字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考察该墓的年代为东汉末至魏晋前凉时期，更准确地说，当在魏晋前凉时期，其来龙去脉以及文化内涵值得学者进一步探讨。
由此可见，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在作为生活器具的铜镜上也有所反映。正如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所言：“考古学的发现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的统一肇始于秦完成于汉。最能代表汉文化的遗物是钱币、人们日常佩用的铜镜和建筑物上的瓦当。”
其一，在布局上，因为三面汉镜均为圆形，铭文布局随形就势，均为圈带式分布，呈顺时针方向排列，铭文带的位置略有不同，国博镜铭文位于镜背纹饰中的最外圈，铭文带的空间较大，字数达到五十二字。广西镜铭文带处于内外区之间的分界线上，其空间较小，仅铸二十八字。其间以圆圈纹相隔，自然形成四句。武汉镜铭文带在主区纹饰与边饰之间，字数较少，仅有二十一字,铭文易于安排，字距疏朗。上述三面汉镜铭文分布井然有序，均衡匀称，字间距疏密有致，可知是当时经过精心设计的。
其二，在结体上，细察镜铭的单字结构，国博镜铭文结体一般较为方正。若有笔画繁者，则结构纵长，如“气”“道康”“质”等字；若笔画简者，则字形扁平，如“兮”字，体现出灵活多变的特点。广西镜铭字体结构大多略显纵长，武汉镜铭清峻飘逸。
其三，在用笔上，国博镜铭大多笔画平直，多用方笔，偶见圆笔，呈现出阳刚之美；广西镜铭笔画均匀，圆转温婉，使用圆笔较多,起笔与收笔大多露锋；武汉镜铭笔画则精致纤细，收笔露锋，尽显阴柔之美。
在上述三面铜镜中，有两面为四神博局镜。关于此类镜子慢慢的出现的时间，有必要作一探讨。
1959年，《洛阳烧沟汉墓》发掘报告整理者认为，四神博局镜的最早出现或许在王莽之前，最盛期应是王莽时，其下限一直可能到东汉中叶。几何纹博局镜是从四神博局镜演化而来的，它的年代应在王莽时或东汉初。
1996年，洛阳市车站公安分局宿舍楼267号新莽墓出土的西汉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四神博局镜证实，西汉晚期已出现四神博局镜。经笔者考证，这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纪年镜。
上海博物馆藏两面博局镜上之铸铭，均记述了西汉晚期王莽营建辟雍、明堂一事。一面为四神博局镜，铭文为：“新兴辟雍建明堂，然于举土列侯王，子孙复具治中央。”。另一面为几何纹简化博局镜，铭文云：“新兴辟雄（雍）建明堂，然于举土列侯王，将军令尹民户行，诸王万舍在北方，乐未央。”历史上的王莽建明堂、辟雍一事，在文献中亦有反映。《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四年（公元4年），“安汉公奏立明堂、辟雍。”《汉书·王莽传》亦有类似记载：元始四年，“是岁，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结合文献所记内容，推测上博藏两面博局镜的年代上限应是西汉平帝元始四年。明堂、辟雍均为西汉重要的礼制建筑，位于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南郊。1956年，考古学者对西安大土门村北发现的西汉建筑遗址做了大面积发掘，从而进一步了解了其建筑布局及其结构。建筑史家杨鸿勋先生认为，西汉的明堂与辟雍是一体的，所以称其为“西汉明堂（辟雍）遗址”。如果将博局镜拓本与明堂、辟雍复原平面图相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平面布局极其相似，均为外圆内方。
有学者认为，国博藏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的铸造年代应在西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之前，并将这一镜铭与王太后的诏书作比较和解读。“看了这篇文字，就会使人联想到平帝元始五年五月太皇太后王氏在诏书中对王莽的赞颂。将两者作一对比就会发现，其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说明铜镜的制作与诏书的形成是有联系的。……这件铜镜应是他争取‘九锡’而造舆论之作，但不是他这位‘圣人’手制，而是授意之作；时间应在元始五年五月之前的平帝时期。”（马良民：《西汉镜铭中的史影》，《汉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
江苏扬州汉墓出土一面“今名之纪”四神博局镜，其铸造年代上限应是在西汉孺子居摄二年（公元7年）。其镜铭内容罕见：“今名之纪七言止，湅治（冶）铜华去恶宰（滓），铸成错刀天下喜，安汉保真世母（毋）有，长乐日进宜孙子。”“铸成错刀天下喜”，镜铭中的“错刀”是指西汉居摄二年王莽摄政之后铸行的大面额金属货币一刀平五千（图⑥）。《汉书·王莽传上》载：居摄二年，“五月，更造货：错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钱，一直五十，与五铢钱并行。”“安汉保真世母（毋）有”，“安汉”是指安汉公王莽。西汉元始元年正月，太后乃下诏曰：“大司马新都侯莽三世为公，……以莽为太傅，干四辅之事，号曰安汉公。以故萧相国甲第为安汉公第，定著于令，传之无穷。”根据文献所记金错刀的铸行年代，可以推测出这面铜镜铸造的大致年代。
国博收藏有一面新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瑞兽博局镜，直径16.1厘米。铭文云：“唯始建国二年新家尊，诏书数下大多恩。贾人事市，不躬啬田。更作辟雍治校官，五谷成敦（熟）天下安。有知之士得蒙恩，宜官秩，葆子子孙。”铭文中也提到了西汉晚期营建的重要礼制建筑辟雍。
上海博物馆藏新莽始建国天凤二年（公元15年）四神博局镜，直径16.6厘米。铭文为：“始建国天凤二年作好镜，常乐贵富庄君上，长保二亲及妻子，为吏高迁位公卿，世世封传于母（毋）穷。”
国博收藏一面新莽时期“新有善铜”四神博局镜，直径20.5厘米。主区纹饰之外有一周铭文带，为四十九字篆书体阳铭：
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囗囗囗，朱爵（雀）玄武顺阴阳，囗子九囗治中央，刻娄（镂）博局去不羊（祥），家常大富宜君王。
1987年，有学者根据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一幅铜镜拓本上的铭文“刻娄博局去不羊（祥）”一句认为，以往称为规矩镜的铜镜，应改名为“博局镜”。文中说：“笔者最近整理中国历史博物馆旧藏铜镜拓本时，发现一种新莽时期的‘四神规矩镜’（共有两纸），便是这种能够证实以上诸论点的有力的证据。”未谈到铜镜实物藏于何处（周铮：《“规矩镜”应改称“博局镜”》，《考古》1987年第12期）。笔者将上述铜镜实物图片与周铮先生发表的拓本仔细比对，能够准确的看出应该是同一面镜子，二者大小相同，直径均为20.5厘米；从铜镜纹饰来看，无论是位于主区的博局纹、四神与禽兽组合形象，还是镜缘上的云气纹，皆完全相同；另外，从四十九字的镜铭来看，不仅整体布局一致，而且单字铭文的结体、用笔均完全相同。由此，作者觉得，以往认为仅存镜拓、实物下落不明的博局镜，亦收藏于国博。
以上我们共列举八面具有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典型特征的博局镜，主要想说明，这一时期是博局镜流行的鼎盛期，其中一些镜铭记述了与王莽相关的名实。对于博局镜盛行的现象，孔祥星等先生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日用品铜镜背面为何需要用游戏（器）具陆博上的格局呢？这就不好解释了。应该说陆博与铜镜上同时出现的规矩纹，恰好说明这种纹饰自有其意义，代表着当时流行的某种观念，所以才会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较多地反映出来。”（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4年）那么，“当时流行的某种观念”究竟是什么呢？依据学者研究，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王莽大力倡导西王母崇拜，而博局则成了西王母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工具（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年；唐宇：《新莽时期六博图像探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11期）。进而推断，博局镜因此得以在当时盛行。
从1963年陕西宝鸡发现西周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宅兹中国”，到本文重点记述三面汉镜上的“中国”铭文，不同时代的古代先人们就是这样运用不同方式，在不同载体上塑造着古人认知有的“中国”。
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古代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而当我们将目光由古代转移到当代时，每个人心里也都保有一个“中国”形象，有着一份植根于内心深处浓郁的“中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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